的军校回台北,便偷偷地约方智怡见面。情窦初开的他们简单而快乐,或是在小店里吃牛肉汤面,或是结伴去看电影缮

    有次他俩坐着公路局班车由阳明山到基隆郊游,车子经过七星山时,蒋孝勇看着身边如花似玉的方智怡,灵机一动称其为“七星仙子”,因为在他眼里她就是仙女一般。而蒋孝勇自己因为在南部读军校,所以自号“天南独龙”。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两人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初恋季节。

    当方智怡沉浸在一片幸福的眩晕中时,才发现这个男友身份可不一般缮

    终于有这么一天,方智怡见到了蒋介石夫妇。那时年仅19岁的她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读图书馆专业,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普通大学生。身高位隆的蒋介石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偶尔也只能在每年的庆典上惊鸿一瞥。方智怡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灰姑娘和白马白子的奇迹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是1968年的夏天,还是军校二年级学生的蒋孝勇因为脚伤而到荣民总医院二度开刀,女朋友方智怡小鸟依人般陪伴左右。这时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临时决定来看孙子,一下撞见了懵懂的方智怡。

    蒋孝勇毕恭毕敬地把自己女友介绍给爷爷奶奶:“这位是方小姐。”蒋介石对眼前这位有张圆圆大大的脸的孙媳妇比较满意,感觉这才是大家闺秀的样子,于是微笑着颔首点头。宋美龄很风趣地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圆’小姐。”这么一说立即化解了紧张的气氛,把不知所措的方智怡逗乐了。

    经过蒋介石夫妇的“面试”把关,蒋家算是认可了这位孙媳妇。没多久蒋经国到一位美籍将领家应酬时,正式让儿子带上女友。并特别对儿子强调一番,叫他好好与方智怡交往。

    经过几年的交往,到1971年时蒋孝勇迈入了台大校园,而方智怡已从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两人感情发展得如火如荼,谈婚论嫁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蒋家对待只是中下层公务员的方家并不怠慢,特意请一直担任国民党副秘书长的秦孝仪去方家拜会方恩绪,言明代表蒋经国向方家提亲。

    秦孝仪乃蒋家器重的老臣,曾任蒋介石多年侍从秘书职务。当年在蒋介石指示下,他也曾是蒋孝勇的四书启蒙老师。以秦孝仪的身份与分量代表蒋家做媒,自然显示了蒋家的诚意与尊重。方家自是诚惶诚恐,感觉到“皇恩浩荡”。方恩绪经常对小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她要嫁的家庭,自己心里要清楚,以后不管受到什么委屈,不要带回到家里面。

    经过5年的爱情长跑,蒋孝勇和方智怡这对新人走向爱情的殿堂,大喜的日子选择在1973年7月23日,他们在士林官邸的凯歌堂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蒋孝勇和方智怡是蒋经国子女中唯一一对在台湾完婚的;不但蒋经国夫妇参加,而且蒋介石夫妇也依家乡的礼俗见面并合影。

    步入暮年的蒋介石身体每况愈下,一些重要会议已不能参加,由台前走到了幕后,在电视和报纸上逐渐销声匿迹。这时岛内外盛传蒋介石早已逝世,只是秘不发丧,沸沸扬扬的谣言四起。

    身患重病的蒋介石虽不能出席婚礼,但按照奉化老家的旧俗,孙子结婚要向祖父祖母奉茶,这是一个公开露面的好机会。于是,宋美龄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把病房装饰一新,并从家里搬来一张宽大的太师椅,用几扇漆黑的画屏做道具。

    婚礼在早晨10点一结束,这对新人就赶往荣民总医院。当孙子和孙媳来到病房时,一身新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在搀扶下气喘吁吁地坐在太师椅上,衣着华丽的宋美龄帮助他把额头上的汗擦干净。蒋介石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这个疼爱的小孙子的成婚,让他满是病容的脸庞泛起笑意。

    蒋孝勇和方智怡按照家乡的礼俗,向两位老人行跪礼并奉茶。蒋介石颤颤巍巍地接过茶具。宋美龄很自然拉着孙媳妇,让孙子在后面站好,大家一起来照张合影。早已等候多时的专职摄影师,咔嚓一声留住了珍贵的瞬间。

    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特地把消息编发了新闻稿并配了这张相片,这是蒋门第三代结婚从未有过的事。关于蒋介石逝世的小道消息,自然不攻自破。

    这则寓意深刻的新闻登出以后,台湾民众蓦然发觉,蒋孝勇都已长得这么大了,而且已经结婚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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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蒋孝勇和方智怡的婚姻比起蒋孝文和徐乃锦及蒋孝武和前妻汪长诗、再婚妻子蔡惠媚都幸运得多。他们结婚的第三个年头的9月,就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对恩恩爱爱的小夫妻,精心呵护着这个爱情的结晶。

    这时蒋孝勇决定日后家庭的大方向,男主外女主内:他在外面打拼事业,而妻子在家相夫教子。这样两人彼此默契搭配,相互理解支持。

    方智怡的确把整个心思花在蒋孝勇和蒋友柏父子身上。她一直没出去工作,在家里做专职太太。并专门雇了一位护士,和她一起照料友柏的生活。而蒋孝勇的人生和事业在蒋友柏降临人世不久,也迎来了一片新生。在父亲蒋经国的精心指点下,逐渐崭露头角平步青云。

    记得当初蒋孝勇从台湾大学毕业后,蒋经国问他要做什么工作。蒋孝勇回答说要到民间工作。因为蒋孝勇虽然生活在政治家族里,可他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喜欢上了与政治全然不搭界的商业。

    蒋经国却出乎意外地不准,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后来蒋孝勇才知道,父亲不让他去民间工作,是因为无论他到哪家公司去都会引起流言蜚语。后来折中之下,蒋孝勇就去了国民党党营事业,从此和党营事业结下缘分。

    蒋孝勇先进中央玻璃纤维公司担任协理,以后逐步升任总经理,5年后他调到中兴电工机械公司。进入中兴公司之后,他设法提升公司的竞争力,调整生产线以提高产能,整顿员工纪律以改善公司风气,把家电、发电机、中央空调等业务扩大。由于蒋孝勇非凡的活动能力,凡是台湾大型冷气设备的安装,一律划为中兴公司承包安装。

    经过蒋孝勇的锐意革新后,中兴公司一改以往的颓局。从他当初刚进来时的总营业额6亿元,逐步上升为每年纯利润就达到6亿元。一眨眼几年过去了,从前在实业界默默无闻的蒋孝勇,很快变得声名日隆了!

    在中兴站稳脚跟后,蒋孝勇接任了电器工业同业会理事长。到1980年他不但掌控中兴上市公司,而且又成为台湾“全国工业总会”的常务理事。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蒋孝勇一下蹿升至国民党党营事业的“领军”人物,并在工商界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被媒体称为“台湾最年轻的领导者,却具有最大的权力”。

    蒋孝勇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么高的位子,正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美满,儿子蒋友柏聪明伶俐,健康茁壮地成长。在大儿子友柏两岁时,第二个儿子友常也来到人世。蒋孝勇每次回家看到两个可爱的儿子,就觉得工作上再苦再累也值得。

    少年得志的蒋孝勇虽然不事张扬,但蒋经国还是觉得儿子在政治上十分稚嫩,一时还难成大气,所以,一直有意地抑制他在政治权力圈里过早出头,以防他“得意忘形”而自毁前程。蒋经国总是告诫蒋孝勇专注于工商业,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以后,再考虑在政界的发展。国民党十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时,蒋经国把他从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一次蒋经国跟儿子意味深长地说:“孝勇啊,你已经成熟了,你以后要做什么,我随便你;但我又劝你一件事情,政治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蒋孝勇听后直接跟父亲说:“报告父亲,我这辈子啊,你放心好了。别的事情我都会做,就是两件事情我不做——第一个不干公务员;第二个不做党工。”

    蒋孝勇虽然回答得如此干脆,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一头栽进了政治的漩涡中。

    那是1985年,正当蒋孝勇在商界干得有声有色,二哥蒋孝武犯下弥天大错。本来在政海宦途干得大有希望的蒋孝武,由于涉嫌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这一年初春被“外放”新加坡。

    恰恰在蒋孝武黯然离台不久,蒋经国的先天性糖尿病越发严重了,不但改装一只名存实亡的义眼,又因下肢行走不便而以轮椅代步,他不得不选择了儿子蒋孝勇作为他的帮手。蒋孝勇无奈之下把中兴公司的公务推给手下总经理全权代管,眼看着由他一手经营起来的中兴公司落入了他人之手。

    因为蒋孝勇长期跟随在父亲蒋经国身边,在权力的顶峰周围,哪能和政治撇得清干系。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整天跟政坛中人打交道,纵然蒋孝勇不想走政治这条路,也会被人视为政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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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时台湾迎来了腾飞

    在蒋友柏尚在襁褓之中时,正值台湾发展的关键期,考验一波波接踵而来。但是,在他爷爷蒋经国稳健地带领下,居然化险为夷稳步发展。

    在蒋友柏出生之际,正是台湾社会深处挫败感之时,岛内外的局势异常严峻。美国和大陆恢复建交,让台湾外部生存环境困难起来;全球石油危机和台湾通货膨胀,让岛内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蒋介石当年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计划,已对台湾人没什么吸引力。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可是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几十年。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的口号越喊越弱,只能改为“三义统一中国”。

    在这内忧外患情形之下,逐渐掌权的蒋经国决定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台湾人民建立信心,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1974年,蒋经国宣布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这项巨大工程包括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赤贫人口大幅降低。在稳定的政治与社会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经过大约20年的时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等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

    现实虽然如此,当初蒋经国提议的“十大建设”,因为规模过大和举债甚巨,仍遭到各方专家的质疑,纷纷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蒋经国却力排众议,抱定“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的信念。

    “十大建设”的确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从蒋友柏出生之前就开始启动,直到1979年底才完成。这时蒋友柏已经3岁了,开始蹒跚学步。

    后来现实发展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大工程建设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台湾领先全球从经济萧条中复苏,之后更以经济成长率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发展。

    台湾在蒋友柏的童年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缔造举世知名的“台湾奇迹”。当岛内经济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时,人们思想也开始呈现百家争鸣,1977年终于酿成一场“乡土文学论战”,那就像一场五四新文动。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动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旧文学,而乡土文学一方坚决抵制外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流派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主张文学向民族立场回归;另一方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经验,对传统的中国文化采取批判态度。

    台湾的思想界如火山般活跃,但岛内的政治气氛却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民众对自由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大家着手一次又一次的“冲破”行动。

    1977年“中坜事件”拉开了党外运动的冲突序幕,到1979年12月10日高雄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由一本杂志引发了一场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了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开明的蒋经国没有对当事人采用血腥,而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和辩护律师日后都成为民进党的主力。接着化从小而大以致扑天盖地而来,蒋经国先采取高压,最后只能默认。

    当然,一波波的经济和政治事件,对尚在牙牙学语的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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