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报纸中,看到了一些新上台的官员和民进党又在变花样地攻击蒋家。虽然他们一家人远避天涯,但台湾一些政客并没有放过他们。

    蒋友柏从母亲口中得知,这时台湾对父亲攻击最多的是一个叫的人。他污蔑说蒋孝勇在蒋经国在世时,利用手中职权大搞工程。甚至挖出蒋孝勇与臭名昭著的“台电购煤营私案”、彰化“滨海开发舞弊案”有直接关联。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蒋孝勇气愤之极又无可奈何。

    然而,此时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全家接到了大伯蒋孝文去世的噩耗。

    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的第一个孩子。蒋经国夫妇在苏联婚后没多久,蒋孝文就呱呱坠地了。他可以说是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里的结晶,所以,蒋经国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了孝文的身影,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由于是长子长孙的关系,蒋家上下都很宠爱蒋孝文。孝文血液里充满着俄国人生性早熟而热情奔放的因子,又兼具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特性。蒋经国和蒋方良在他身上付出了无数心血,可是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孝文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可是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蒋孝文少年时代学业成绩并不理想,尽管蒋家的家教向来严格,但喜欢过夜生活的他经常深夜偷偷溜出,叫侍卫把吉普车推到距离官邸远处,坐着吉普车扬长而去。蒋孝文凭借着显赫的家世,三天两头的在外惹是生非,无照酒醉驾车、殴打警察等是家常便饭,甚至开枪差点射杀官邸卫士李之楚。这个淘气包让蒋家人十分头痛。蒋介石在世时希望蒋孝文从军,接受军事训练磨练,于是送他进入凤山军校就学,然而因在舞厅为争夺舞女而闹事,中途被迫灰溜溜地当了逃兵。

    蒋经国认为蒋孝文成为问题青年,归咎于蒋家的溺爱和庇荫,于是1955年把他送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这位花花公子离开家庭的约束更加有恃无恐,女朋友多到十根手指头数不清。为了让这个纨绔子弟早点收心,在蒋经国夫妇的安排下,他在美国和同盟会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徐乃锦婚后不久生下了蒋友梅,这是蒋家第四代的第一个孩子。

    门当户对的婚姻生活没有束缚这位花花大少,不争气的他并没就此收敛,依旧我行我素地过着不羁的生活。终于在1970年时发生惨剧——因遗传的糖尿病外加酗酒,蒋孝文一次醉酒后突然昏迷,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智力退化到只及四五岁的儿童。

    在蒋友柏幼年的记忆中,大伯蒋孝文一直是卧病在床的,由大婶徐乃锦随侍在侧照顾着。友柏感觉很多时候大伯可爱得像个孩子,比他们对世界还充满着好奇,有时还能跟他们乐到一起。

    爷爷逝世的时候,蒋友柏看到大伯在家人的搀扶下出席了告知式跟祭拜。但也许爷爷的过世带给他的打击太大,那段时间大伯只要看到爷爷遗照,都害怕地用手遮住脸,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长年虚弱的身体加上巨大的精神打击,蒋孝文的健康急速恶化,1989年4月14日,因咽喉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距离蒋经国逝世不过15个月,终年54岁。

    得到蒋孝文离世的消息,蒋孝勇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回到隔膜已久的台湾,去送送他那位不幸的哥哥一程,去看看那位命运多舛的母亲。友柏和友常也流着泪,吵着要一起回朝思暮想的台湾,但父亲并没有同意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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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发现父亲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蒙特利尔又进入一个绚烂的季节。蒋孝勇从台湾彻底抽身而出,不再去掺和那潭浑水。蒋友柏和家人又恢复了往日宁静的生活。

    平淡给他们一家人带来了默契,也让蒋孝勇重新整理了凌乱的心绪。蒋友柏明显感觉到父亲跟在台湾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对他们兄弟俩从教育方法到态度大别从前。

    在台湾时,友柏做错事情,父亲不是打就是骂。蒋家的规矩特别多,而友柏偏偏又是不守规矩的小孩,所以总是少不了棍棒伺候。他经常被父亲打得鬼哭狼嚎,让身边人都实在看不下去。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蒋孝勇从蒋经国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没少挨过蒋经国的打,所以,他要把蒋家这个传统继承下来。在台湾,有时友柏兄弟和父亲相安无事,一旦父亲凶起来他们会不寒而栗。

    蒋友柏对最后一次挨打,至今还念念不忘。那次蒋友柏太顽皮了,一下子惹怒了蒋孝勇。蒋孝勇平常做事极其细致,他看书喜欢做笔记,一般先用尺把重点的部分,画上整整齐齐的线条,然后再把好的句子抄到本子上。那次父亲在房间大喊找不到尺子,让友常去找一把尺子来。结果友常挑了一把大大的钢尺,送进去之后,才知道父亲是要用尺子教训哥哥。事后,友柏把弟弟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你猪八戒!不会找个塑料尺子呀!”

    然而,一家人到加拿大后,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朝夕相对心心相惜。父亲的脾气似乎好了起来,不再动辄打骂了,而是像朋友一样经常聊天,有什么麻烦相互倾诉。有蒋孝勇的亲自教诲,母亲方智怡这时倒不太管孩子们。

    友柏第一次抽烟也是在这时候。14岁的他平时看到父亲抽烟的样子很好奇,觉得自己都长这么大了,应该要酷酷地抽烟才算男人。他偷偷地拿了蒋孝勇的香烟,躲到厕所里腾云驾雾起来。

    细心的蒋孝勇很快发现自己的香烟少了,想起友柏经常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他立即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把友柏叫到书房,出乎意料地递给他一支香烟,并郑重地宣布儿子现在可以在家里抽烟了,当时友柏一下子真是被雷倒了。一贯率真的友柏真的开始抽烟了,蒋孝勇果然没有食言,再也没去干涉。

    父子之间渐渐地这样建立起信任,两人可以一起出去玩耍,可以共同坐下来谈心。后来蒋孝勇自己也坦言,比较起来他与儿子友柏建立感情,要比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经国先生建立感情,年岁要早得多。

    侨居的日子无疑是极其平淡的,蒋孝勇几乎无具体的社会事务可做。于是,他开始静心整理祖父蒋介石和父亲蒋经国的日记。祖父的日记在逝世前交给父亲,父亲逝世后连同祖父日记一同交给了蒋孝勇。他在移居海外时将所有的日记和文稿资料一起带走,然后全部复印一份,分别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蒋孝勇知道祖父和父亲日记的非凡价值,作为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决策者,他们笔下包含着无数历史秘密。

    蒋孝勇在台湾时就经常与担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的王家骅谈到日记问题,因为王家骅曾亲手处理过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书信及文稿,所以王家骅对蒋孝勇的一些话记得很清楚:“有天晚上孝勇从经国先生卧房出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今天爸爸跟我谈到阿伢和他的日记,很关心处理情形如何。爸爸说,阿伢的日记非常重要,这里面关系到历史,什么时候能够发表不知道。孝勇,你要好好地保存。’”

    蒋介石从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到1972年左右卧病才终止。蒋经国也是一直记到1981年,那时他公务繁忙又因为眼睛出了问题才不得不停止。两蒋的日记都是用毛笔所写,再请专人重新誊写了一遍。

    整理蒋家两位先人的日记,对蒋孝勇来说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任务,他要把祖父、父亲生前亲笔记下的文字一点一滴整理出来。他相信如果哪一天将其公之于众,中国近现代历史无疑要改写。

    蒋孝勇想若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这些日记要交由方智怡保管。合适的时候将会把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蒋家以及蒋家指派的研究人员入所研究及整理资料。

    蒋孝勇依然保持着在军校时养成的生活规律,晚上10点钟就寝,早晨6点半起床。上午就一直留在书房,整理这些日记资料,或读书思考,或埋头笔记。思接百年,心鹜八极。

    虽然身居远离故土的加拿大,但蒋孝勇却毫不懈怠,他每天坚持浏览华文报刊,仔细地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我内心的千字文》就是在蒙特利尔写出来的。方智怡则一边相夫教子,协助丈夫整理文件,一边电话遥控台北“怡兴幼儿园”的业务。

    日子如水般不舍昼夜地流逝,一家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一转眼满3年了。蒋孝勇干脆带着友柏他们一起入加拿大籍,全家成了加拿大公民。

    这几年时间里最让一家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蒋友青的出生。那是1990年冬天,母亲即将临产而住院,父亲每天要照顾医院里的妈妈,又要接送友柏两兄弟上学。这段日子友柏长大了很多,已经懂得替父母分担家务。

    1990年,蒋家又一个新成员来到人世。当时妈妈方智怡多么希望是一个女儿,可又是一个儿子。她嫁到蒋家一口气竟然生了3个儿子,方智怡在小儿子出生那刻,居然在产房里委屈地哭了起来。

    虎头虎脑的小弟弟出生,给蒋友柏和爸爸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当年曾祖父在世时,早就把蒋家第四代的男子名字命名,这下名字就不用大家操心了。“松柏常青”4个字,蒋友柏一家子一下子占去了3个,这让他们一家人很有成就感。

    在蒋孝勇夫妇眼里,仿佛看到了这个日渐衰微的蒋家,又升起了新的希望。在友柏和友常两兄弟看来,无疑多了一个小开心果,这样每次放学后,可以逗弟弟玩了。

    蒋家人是难做的

    1991年7月31日,二叔蒋孝武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年仅46岁的他毫无征兆地走了。当噩耗传来时,带给蒋友柏一家无限的震撼和伤感。

    蒋友柏知道父亲和二叔的感情最为复杂,他们兄弟俩相差两岁,童年时代就如一对小冤家一样在一起打闹终日;后来爷爷去世时因为没有遗嘱,所以二叔还和父亲有过争执。

    毕竟血浓于水,他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让蒋孝勇“最愉快,也是最安慰的是,在二哥过世前,获得兄长的谅解,然后关系变得很好,成为相当亲密的兄弟感情”。

    蒋友柏对二叔倒是印象渐远渐疏,因为他在1985年就去新加坡任职,中间只是偶尔回来,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当时他哭得最为伤心,可能因为这些年他过得颇为不顺。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他从小就心眼很多,蒋介石曾对身边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蒋介石的确没看走眼,蒋孝武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赴德国留学,后返台进入国民党党务部门实习。从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开始,逐步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原来在政坛上一路顺风顺水,被很多人所看好,就因为“江南命案”不仅让他毁了前程,而且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

    连小小年纪的蒋友柏对“江南命案”都是耳熟能详,因为以前总有媒体和个人像揭伤疤一般,不断地反复提起:

    1984年10月15日,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旧金山遭歹徒暗杀,因为他出版的《蒋经国传》中涉及蒋经国私情的内容,让台湾当局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次暗杀震惊海内外,国外媒体和江南亲友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见的重挫。

    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即查出凶手为台湾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陈启礼与吴敦逃后被台湾政府逮捕;董桂森在巴西被捕而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向台湾当局要求引渡陈启礼及吴敦未果,便透露已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当局情治人员介入此案。

    蒋经国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决心要彻查此案,并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未料到在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忽然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人,公开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一时舆论一片哗然。

    台湾当局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则在美国控告台湾当局,获得赔偿145万美元。这件案子表面尘埃落定,涉案的蒋孝武得以全身而退,但终究没能堵住世人对于蒋家涉案的猜忌。

    面对“江南命案”发生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曰:“”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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