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柏的心已经被西岸的球风和蒙塔纳、史蒂文·杨整个地占据了,所以虽然人在纽约,却不再也接纳任何球星了。直到1999年史蒂文·杨因几次重伤而不得不从球场上退休,蒋友柏以为他的美式足球也跟随着史蒂文·杨的退休而结束了。

    后来,蒋友柏又找到了他的美式足球的新的偶像——汤姆(to

    ady),他从比他小一岁的汤姆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汤姆不愠不火,从来就不争取什么不计较什么,只是默默地把自己随时准备好在备战状态,随时以最佳的状态准备奉命上战场。你让他在场边当替补,他不会一脸不高兴,他会聚精会神地观察己方的漏洞与对方的战术,随时把自己的观察结果报告给场上的队友和教练参考;等到先发四分卫万一受伤必须下场,由他代为上场时,他无论在心态和战术上都已经准备妥当,给敌方一个痛击。

    这位球星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运动精神,到今天对蒋友柏经营公司和管理家庭都有很大的帮助,他的一些处事风格也多少带点“抄袭”汤姆的味道。看球给蒋友柏最大的好处就是普及了精神,一般球星一旦球队输球后立即很礼貌地甘拜下风,既不吵也不闹,而是分析失败的原因以便下次赢回来。这种作风让他对概念有了更多认知。

    除了喜欢橄榄球,蒋友柏在高中的课程里,最喜欢的是生物这门课。友柏原本就喜欢养各种小动物,所以对这门课自然兴趣浓厚。成家立业后的他更了不得了,在家里养了各式各样的虫鱼鸟兽作为宠物,每天光喂养它们清洗它们,就占去他不少时间,但他却始终乐此不疲。

    蒋友柏记得那时生物老师曾经给他们一个课外阅读,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康拉德写的《我在这儿,你在哪里?》,讲的是对一群鹅的观察。他从里面学到不少东西,除了让他对动物产生更高的兴趣之外,还认识到要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具备耐心、好奇心、细心、持续性、努力、为了兴趣忍受孤单和别人异样的眼光,而这些都是求知求学的正确态度。

    在这本书里面,对蒋友柏影响最深的一个字是“第一印象”(iprt)。鹅在孵化后看到的第一个会动的东西,会对它产生浓厚的感情,不管它是什么东西。这个理论对蒋友柏以后的人生和事业受益匪浅,让他明白第一印象的至关重要性。

    当上学校“黑帮”老大

    旧金山的这一段日子,是蒋友柏出生以来,第一次学习如何交朋友。

    离开台湾前,蒋友柏的生活不是在父母的督导之下,就是在随扈的环绕之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班上的同学也仅停留于“同学关系”。到了蒙特利尔的那3年,他只是班上一个东方脸孔的“装饰品”,蒋友柏不知道该跟同学讲什么话,同学也不知道他想跟他们讲什么话,他一直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唯一可能做朋友的却又因为“蒋公与蒋匪”的矛盾,后来双方都互相假装对方不存在。

    一到旧金山,蒋友柏忽然觉得豁然开朗,仿佛天地也变得分外开阔,学习游刃有余,生活如鱼得水。他那时的英文已经很溜,好到可以自由表达一切。在曾祖母宋美龄的督促下,更是日益精进纯熟。

    旧金山的中国人要比蒙特利尔不知道多了多少倍,街上随处可以见到东方面孔,让蒋友柏心理上不会觉得自己是少数的异类。这时的蒋友柏又少了台湾时的随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在。

    进入高中的蒋友柏,个子一路猛蹿,比爸爸个头还要高。高大帅气的他成为班级的活跃分子,学习成绩也在班级稳居上游,成为众多女生心目中的“东方王子”,经常有女生主动向他示好。

    可能高中时期的男生都喜欢逞英雄,有些学生容易产生反叛和挑衅,把青春期的骚动发酵为暴力行为。学校里总是有几个“坏蛋”分子爱惹是生非,喜欢拉帮结派的耀武扬威。蒋友柏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

    当时学校有两个比较大的帮派,其实也是几个高中生混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一个是“老墨帮”,一个是“韩国帮”。这两个所谓的帮派人数众多,在学校里打过几次群架,从此一战成名。他们整天穿着奇装异服,叼着香烟在校园附近转悠,喜欢吹胡子瞪眼地装凶,好勇斗狠而又不可一世。一般学生见到他们都战战兢兢地落荒而逃,惹不起躲得起。

    蒋友柏到学校后,因为地缘关系,加入了“台湾香港帮”。人高马大的蒋友柏的加入,无疑给这个帮派壮大了声势。独特的领袖气质,让他很快坐到“老大”的位置。

    蒋友柏特殊的身份在同学中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可能因为同学们知道他的身世,了解他不平凡的来历,就用孩子的非凡想象力,无限上纲地把他与台湾“黑帮”联系在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在美国家喻户晓,自然是最好的注脚。这样黑白两道通吃的背景,谁人敢不礼让他三分?

    那些“老墨帮”和“韩国帮”的学生当然不傻,打听到蒋友柏的“背景与实力”后,变得十分收敛和乖巧,再也不敢在学校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蒋友柏就此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让蒋友柏感到自豪的是,竟然有几位来自大陆的同学也围绕在他身边,成为他的小跟班。他们接收蒋友柏的“保护”,跟前跟后地想法设法巴结他。蒋友柏也彻底把他们当小喽使唤。这些大陆来的同学家境优裕,腰包里钞票总是一沓沓的,家里住的也是豪华别墅。面对这些花钱如流水的阔少,连蒋友柏一度都有点羡慕他们,觉得一样是“高干子弟”,怎么他这个来自台湾的和那些来自大陆的差别就那么大?

    这么多大陆学生的“抬轿子”,让蒋友柏从内心里不可一世。他甚至幼稚地觉得,自己曾祖父被他们曾祖父打败到台湾,如今真是风水轮流转了,他们到了美国来后,全变成听他使唤的“小喽”,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势。他甚至异想天开地以为,自己是在替曾祖父出一口怨气。

    蒋友柏人生第一次尝到哥们义气的甜头,就是从当“老大”开始的。不过好在他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之人,内心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从一开始就懂得自我节制,不至于太过于嚣张。他依然对老师彬彬有礼,对同学和“手下”有理有节,成为一个大家心服口服的“老大”。他的温和理性让他高中这几年稳坐“老大”之位,没有被人看破真相,也没有遇到什么摆不平的事。

    蒋孝勇在家里对蒋友柏的要求一直比较严格,对美国一些歪风邪气一律抵制。比如那时美国流行穿耳洞,于是友柏跃跃欲试地询问父亲意见:“爸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的耳朵上有一个洞,你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蒋孝勇和颜悦色地回答:“只不过隔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耳朵不见了。”

    这时的蒋友柏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在成绩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每次考试在班级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多年后他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几年是在成功过程中最有成就,生活圈最大,也过得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到底学什么专业

    1994年,蒋友柏已经迈进17岁的门槛,那是一个多梦的季节,幻想经常围绕着他。一晃他快到高中毕业了,马上面临着上大学选专业的节骨眼。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友柏自然要和父亲好好商量。

    知子莫若父,蒋孝勇对儿子太了解了。对于儿子的梦想,蒋孝勇有着无限的祝福。但是,蒋孝勇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涉世不深的友柏终归对人生和未来还是充满着幻想。对儿子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父亲蒋孝勇决定得加以正确疏导。

    在人生选择问题上,父子俩来了一次倾心的促膝长谈。

    蒋孝勇问蒋友柏想读什么?蒋友柏毫不犹豫地说想读政治。因为对友柏来说,他从小生活在第一家庭里,曾祖父是“总统”,祖父是“总统”。朝夕相对耳濡目染,他自幼的理想肯定也是当“总统”。

    友柏在台湾时生活总是被人前呼后拥着,成为众人之中的核心;到旧金山后又成为学校“黑帮老大”,有一帮小弟兄跟前跟后。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自己的期许,让友柏觉得自己应该读政治去从政,像曾祖父、祖父一样,成为众人瞩目的人中之龙。

    没想到蒋孝勇闻之,神情为之一变,竟然沉重地说:“你爷爷在世时就说过,蒋家人不要再碰政治,政治是一条很辛苦的路。说实话,蒋家后代到我这一代还是满辛苦,因为很多历史的包袱就必须要承担。其实做蒋家人也很简单,就是怎么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在政治上,‘别人’要不要延续下去我是不晓得,但是我二哥的子女、我自己的子女,绝对不会在政治上再延续下去。”

    蒋友柏听后满脸的委屈,但仍旧尝试想和父亲抗争下,于是商榷地问道:“学政治也不一定要从政?从政也不是那么危险的吧。”

    “嗳,老兄,你帮帮忙!”看来蒋孝勇可不赞成——他与儿子之间已经不再是上对下的关系,而是如同友人一样——“看你老爸已经这个样子,算了吧,不要搞政治了。”

    蒋友柏想想爸爸的困境,看来政治前途的确险恶,觉得还是远离政治为好。蒋孝勇继续顺势开导儿子说:“我对你个性很了解,你很倔强,要做就要想办法做好的,所以如果搞政治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没出息的政客,这样子就千万不要走政治这条路。”

    “那就是学艺术吧?!”蒋友柏想了想,犹犹豫豫地说。别说学艺术真的挺合适友柏,他从小对艺术就比较有兴趣,在绘画方面有着杰出的禀赋。他自己亦认为艺术家挺酷的,可以留着长发四处流浪,画一些喜欢的东西。再说堂姐蒋友梅就是学艺术的,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非分的要求。

    “不行!”没想到爸爸又斩钉截铁地否定,“艺术,把它当做嗜好可以,当做职业的话不太对,全世界绘画人口里,能够称得上画家的,还不到百分之三,这太难了。”

    蒋友柏反驳说:“也有画家很赚钱的,梵高一幅画都是几百万!”

    蒋孝勇不屑地说:“画家赚的是身后的财富,都是儿女在用。你想饿死就学画画吧。”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后蒋友柏只好无奈地说:“那么只有学商了。”

    蒋孝勇这次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才是他想要的答案。蒋孝勇高兴地对友柏竖起大拇指,very good!

    可见蒋孝勇对于学商经商是很赞成的,他想要从大儿子的梦想开始,和政治从此不再拖泥带水地一刀两断,让蒋家从此成为不问政治的商人。

    就这样蒋友柏顺理成章地进入纽约大学金融系,开始了一番新的生活。他之所以选择纽约大学,主要还是因为曾祖母宋美龄的原因。为了和曾祖母距离更近一点,这样随时都可以见到敬爱的曾祖母。

    纽约大学成立于1831年,是全美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也是美国唯一一座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名校。所设课程压力不大,但要求甚是严格。在校友中有31名诺贝尔奖得主,使母校光芒四射,享誉世界。而蒋友柏入学的商学院,更是蜚声世界的著名商学院,聚集着世界最顶尖的人才。蒋友柏所学的金融学专业,位列全美第一。

    两年后,蒋友常跟哥哥一样,进入纽约大学读商业管理。从此蒋家多了两位杰出的商人,和政治真的要绝缘了。

    这条归乡的路缮

    蒋孝勇于1996年春天查出患有喉癌。1995年年底,他从纽约宋美龄寓所欢度完圣诞,便匆匆从旧金山回到台北。他这次回台湾是为了反对,进行“护党圣战”而全力一搏的。

    回到台湾不久,他发现进食时吞咽有些困难,后来又经常出现反胃现象,他开始无所谓般强忍着。有次竟然口中吐出鲜血来,方才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蒋孝勇决定去荣民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不幸发现患的竟是恶性肿瘤和食道癌,这可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治顽疾。

    这时的蒋友柏在东岸纽约大学读书,蒋孝勇和家人住在西岸旧金山。友柏和父亲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父子之间是无话不谈。当蒋孝勇在台湾查出癌症后,经过痛苦的心理挣扎,决定开诚布公地告诉儿子。

    正在读大学的友柏很快接到父亲打来的越洋电话,他们像往常一样唠着家常。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友柏,他在台湾“荣总”做了一个检查,确定身体里长了一个不太好看的东西。

    在地球那端的蒋友柏一听就感觉不对劲,冥冥中预料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了解父亲是一个太会撑着的人,记得在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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